我们处在一个全球经济群雄崛起的重要时代，同时也处于金融列强争宰共享未来的特殊年代。这样的年代不仅需要特殊的速度与激情，更需要特殊的思维和智慧。
        当世界进入新世纪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报告几乎言必称“全球失衡”，也许这是IMF经济学家的强项所在。因为在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均衡理论（包括价格均衡、收入均衡、就业均衡等）始终是其中心思想。 长期以来，主流的经济学家观点以均衡理论为取向，包括以价格均衡等理论为特征的微观经济学和以收入就业均衡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学，筑成了“全球失衡论”的思想基础。而近几年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则以投资者与市场的互动解释失衡，开始将投资者和各类市场的主体行为以及公司治理行为视为左右市场经济的主宰。逻辑很直白：哪一场重大危机不是因华尔街的贪婪和华盛顿的无能所致？正是在美元体系主导下，一些机构与市场主体行为的缺失，导致了“全球失衡”恶化，并酿成本世纪金融海啸。
        2009年，包括索罗斯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是美元主宰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尽管2009年世界金融秩序与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但往往是“格新局陈”。冷静观察可见，主宰全球金融的大局并未发生根本逆转。而从“格”变到“局”变，任重而道远。
        西方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格”受到了双重挑战：一方面因为市场的避险需求导致了金融危机初期美元购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因为经济衰退导致了对美元的长期看衰，这两种相反力量同时作用于货币，呈现了互相矛盾的乱象互生。据ＩＭＦ统计，目前美元占各国央行外汇储备的比例约为62%，为历史最低水平，欧元和日元的比例则有所上升。美元已经失去了它曾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美元困境”，如果不买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过量的国债供给会造成其价格的下跌，导致中国持有的存量美国国债受损；如果继续买美国国债，美元贬值和通胀将推高中国持有资产的损失风险。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迈开了新步伐。12月28日，中日韩以及东盟正式签署了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标志着人民币在“亚洲版IMF”的作用日益上升。但人民币要经历贸易结算货币等阶段成为各国央行的储备货币，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华尔街投行倒塌而对冲基金重挫后，作为资本重要来源的主权财富基金破土而出，在2009年上半年一度成为“救世主”而广受追捧。但资本市场的主权基金与对冲基金此长彼消的“新格”好景不长。从资金规模上来看，全球主权基金已经超过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且预计2015年将增至12万亿美元，几乎占全球金融资产10%。但截至6月5日，全球各主权财富基金所持资产总价值为3万亿美元，较2007年底的3.6万亿美元缩水20%，外在原因在于危机导致其股票投资组合价值大幅下降，以及政府巨额救市资金的投入导致一些国家财政危机，主权信用评级纷纷被下调，但个中博弈复杂且残酷。
        11月25日，迪拜国有企业迪拜世界宣布推迟偿还债务，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在3天内下调多家迪拜政府关联企业的信用评级，成为自2001年阿根廷违约以来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违约事件。12月8日，惠誉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迪拜、希腊的债务实际上是危机后资金链收紧的老账，三大评级机构默契出手调低等级，不无打压欧元提升美元的企图。 
在金融危机前，英美之间一度在金融监管上各自突显国家竞争力：美国在安然事件后颁布更为严格的“萨班斯法案”显示“规则监管”的实力，夯实纽约金融中心之权威；而英国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原则监管”策略，吸引各国投资人与企业来伦敦。后危机时期，双方似乎戏剧性地互换了位置。英国议会于2009年2月通过了严格监管的《2009银行法案》，7月8日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公布《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英国与欧盟领导人频频表示要建立全球金融最严格的监管体系。而美国先是拒绝，最终于6月17日，奥巴马总统不得不公布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我们突然明白了一个真谛：金融监管权是战略资源，也是新的市场！英美在监管竞争上的博弈，实质是一场围绕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主导权的角逐。